莫言否认写“重庆赞美诗”:我的本意是讽刺唱红打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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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是一个作家,不是演员。当我创作那些场景时,我没有想到要去打破什么禁忌。”莫言这样回应西方媒体对他不表达政治立场的批评。莫言说自己和君特格拉斯这样一位和政府对着干的作家不同,也比不上他,“我敬佩他和其他有表述能力的作家投身公共辩论,但我没有这种能力。坦率地说,我害怕在人面前亮相。”

自去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,作家莫言就再也没有接受过媒体的专访。本周一,莫言长篇小说《蛙》德文版由德国慕尼黑卡尔汉泽尔出版社出版,广受德国媒体关注。最新一期的德国《明镜》周刊刊登了题为《“我是有罪的”》的莫言专访,这是《明镜》周刊记者Bernhard Zand于上周三在北京与莫言对线个小时的成果。在这篇访谈中,莫言回应了诸多西方媒体对他的质疑,他做了自我批评,也批评了他的批评者。

《蛙》出版于2009年,时隔4年,这部莫言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德文版才在德国翻译出版。对于这部以中国计划生育为主题的小说,德国媒体予以广泛关注,并给出了较高的评价。《法兰克福汇报》书评说莫言的这本书“不仅改变了他的自我画像,也改变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内部情况的认识”。《南德意志报》书评说《蛙》让读者震动,鉴于该作品所透出的强烈批判精神,西方读者会不理解作者何以被认为是位“体制内作家”。

也就在德国媒体通过这部小说开始重新理解莫言的时候,58岁的莫言决定同《明镜》周刊的记者见面,在他指定的一家北京茶馆与《明镜》周刊记者进行对话。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就问莫言,“为什么对公众,尤其是记者的接触有所顾忌?”莫言说,“因为发表政治声明,对我来说很难。我虽然是一个写作快手,却是一个彻底的思考者。每次公开讲话后,我都会问自己是不是讲清楚了。尽管我的政治想法是很清晰的,大家都能在我的书里读到。”

谈到这部在德国刚刚出版的《蛙》,莫言主动承认,“我曾为了自己的前途,催促我的妻子去打胎。我是有罪的。”

莫言还说,对他而言,《蛙》这部小说就是“一本自我批评之书”。这里的自我批评不只是针对催促妻子去堕胎,还有自己在“文革”中的经历,更是追问大多数中国人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。他说:“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了深刻的变革,我们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,可几乎没有人问自己,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作案者,自己有没有伤害过别人。《蛙》追问的,就是这样一个问题,这种思考的可能性。比如我,那时或许只有十一岁,可文革时却是红小兵,加入了对老师的批斗大会。我嫉妒过别人的成就、才华和运气。”

对于那首被外界认为是赞颂“重庆模式”的打油诗,莫言介绍了整个写诗的经过,并对其中的细节予以澄清。莫言说,“2011年秋,重庆有位朋友向我要一幅书法,我们文人私下常这样做。我给了他这首诗,他回答:我不知道自己是该哭,还是该笑。国内当时有很多人赞美打黑唱红。”莫言说,他那首诗的本意是对这种行为进行讽刺,并劝诫同行不要加入站队、加入任何派别,“而是以人为本进行写作。”莫言认为,那些用打油诗来批评他的反对者,“完全知道这是首讽刺诗。但是,自从我得了诺奖后,他们用放大镜找我的错,歪曲我诗歌的含义。”

对于为何抄写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莫言回忆了整件事情的经过,“坦白地说,那是一个出版商,我的一个老朋友的商业想法。他已经争取到了一百多个作家,一次会议上,他拿着一个本子和一支笔在会场走动,也让我抄写《讲话》中的一段。我问他,我该写哪段呢?他说,这儿,我已经帮你选好了。我虚荣得很,就写了。我想炫耀我的书法。”自己不代表中国

西方媒体和很多知识分子经常批评莫言不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,还认为作为党员的莫言缺乏一定的独立性,但莫言的回应是,“我是一个作家,不是演员。当我创作那些场景时,我没有想到要去打破什么禁忌。” 对于自己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官方头衔,莫言说:“在我得诺贝尔文学奖前,那只是一个不关痛痒的荣誉头衔。但有人觉得,一个诺奖得主应该在本质上是一个反对者。不是吗?这些人对我写的东西不感兴趣。诺贝尔文学奖难道不应该是颁给文学,颁给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吗?”

莫言还说,西方媒体让他一再进行政治表态,“这种重复式的仪式,让我想起。如果我想说,我就会说;如果我不想说,你把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也没用。”尽管得了诺贝尔文学奖,但他认为自己并不能代表中国,“哪个知识分子有资格说自己能够代表中国?我觉得,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的,是那些两手脏脏在外面铺路的人。”

在德国当代著名作家中,马丁瓦尔泽(代表作《批评家之死》、《迸涌的流泉》等)对莫言赞扬有加,但另一位诺奖得主赫塔米勒(代表作《呼吸秋千》《心兽》等)在很多场合批评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。莫言在采访中谈到了这几位知名德国作家,“我也非常景仰马丁瓦尔泽。我读了他的全部中文译作。这是一个极为自省的作家,他为我们非常细致地勾勒了二战后德国人的心态。他能够欣赏我的作品,这让我感到很荣幸。我认为,他是尤其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作家之一。我也很欣赏君特格拉斯 ,他已经得了奖。我也读了赫塔米勒的中译作品,有些章节写得非常棒。”但莫言说,自己和君特格拉斯这样一位和政府对着干的作家不同,也比不上他,他说:“我敬佩他和其他有表述能力的作家投身公共辩论,但我没有这种能力。坦率地说,我害怕在人前亮相。”所以莫言说,去年在斯德哥尔摩参加一系列典礼对自己是一种折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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